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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如何改變傳統人際關系?

曾夢龍2019-12-25 14:51:54

“在數字時代,新媒體會引發人們的疑問:真實的人類究竟指的是什么?”

《交往在云端》

內容簡介

互聯網和移動電話顛覆了我們對于自身和人際關系的許多傳統認知。說起它們對生活的影響,我們既焦慮、又興奮。在本書中,作者為數字媒體在人際關系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

她將學術研究和生活實例相結合,回答了類似下面這樣的問題:中介化互動可以是溫情和私人化的嗎?人們在線上會撒謊嗎?在線上建立的關系可靠嗎?數字媒體會破壞我們的其他關系嗎?

書中還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使用中介化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來發展社區和社交網絡,又如何去建立線上的新關系、維系線下的舊關系。

作者簡介

南?!. 拜厄姆,曾任美國堪薩斯大學傳播學教授,現任微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參與創立互聯網研究者協會并曾擔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傳播、新媒體和粉絲文化。 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研究互聯網,已出版 5 部作品。

譯者簡介

董晨宇,傳播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關注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與人際交往。

唐悅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書籍摘錄

結語? 賽博空間的神話

在第一代傳播技術發明數千年之后,人類仍然執著于保持人際關系和自身的真實性,努力培養有意義的人際聯系。這一路上,風雨交加、喜憂參半,但人類在生生不息的前進過程中卻仍然努力保持樂觀,并仍然會向彼此敞開懷抱。

在一些人的回憶中,他們還能清晰記得沒有互聯網和手機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的,對這些人來說,新科技就像突然從天而降,來到他們的生活中。在另一些人的回憶中,他們與互聯網和手機一同成長,新科技早就是他們日常環境的一部分,因此這些人既不會對互聯網和手機大驚小怪,也不會對這些新科技的使用進行批判性反思。世界上總會冒出一些新鮮的傳播技術,讓現在的小孩感到神奇非凡,進而厭倦他們手里的科技產品。這本書既寫給那些將科技視為新鮮、迥異之物的人,也寫給那些將科技視為理所應當的人,同時還寫給那些將會思考未來新科技的人。

可以想見,在未來,每一種全新的互動媒介幾乎都應該是通過傳播的過濾器讓我們知曉的。我們的同伴會討論它們,它們也會出現在新聞報道、電影和電視節目中。我們會看見關于它們的廣告,也許我們認識的一些人會開始使用它們。這些話語所強調的主題、講述的故事,以及傳遞的印象都會被文化力量所塑造,這種塑造也將會比一種新機器或新界面本身的意義更加深刻、強大。我們需要理性地解讀大眾媒體和日常交流中傳達的信息,而不要只討論它們的表面價值。

現在的人們喜歡以技術決定論的視角考量新技術,思考它們對我們做了什么、好還是不好,因此我們發現,有人擔憂中介化傳播損害了我們面對面交流的能力、損害了語言,還損害了我們與社區和家庭的關系,以膚淺替代了有意義的交流。這些視角與另一種更加樂觀的想象彼此共存、關系緊張。這種更加樂觀的想象認為,中介化傳播會讓家庭變得更加親密,公民會更多參與到公共事務中,資源更加豐富,社交網絡也會更加龐大、緊密。技術決定論可以通過它對因果關系的建構來辨識,媒體會被歸為原因,人們的變化被歸為結果。

不過,在決定技術是什么、將會成為什么的過程中,人也是具有適應性、創造性和影響力的。我們用科技來滿足自己的目標,開發者則依靠不斷的設計和創新,也為了給人們提供更好的方式,去完成那些開發者意料不到的事情。當初沒有人會把電腦當成人際交流的媒介,如果你只是觀察它的特性,乍看起來電腦也很難在人際傳播中被使用。不過一旦聯網,人們就會利用技術提供的可供性,并把它們變成一種社交資源。在互聯網從軍事科研專用向日常生活網絡的轉變過程中,人們對于社交和連接彼此的渴望,都成為一種導向力。

1984年,威廉·吉布森出版了一本關于未來計算機的科幻小說,名叫《神經漫游者》,在這本書里,他發明了一個新詞——賽博空間。他是這樣描述的(省略號為原文所有):

賽博空間。在世界上的每個國家中,每天有數十億合法的操作者,以及學習數學概念的孩子們,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同樣的幻覺……這是一種數據的圖像表征,來自人體系統中每一臺電腦的存儲體,復雜得難以想象。一條條光線在智能、數據簇和數據叢的非空間中散發,像城市的燈光,漸漸遠去、消退……(Gibson,1984/2000:51)


吉布森將他虛構的“賽博空間”描繪成了一個幻覺里的“非空間”(nonspace),就像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如果你想從現實世界來到賽博空間,只需“按一下開關,就會瞬間發生”(Gibson,1984/2000:55)。這本書的主角凱斯是一名“賽博空間牛仔”(cyberspace cowboy),賽博空間帶給他一種“無形的快感”,讓他有理由繼續活下去(Gibson,1984/200:56)。盡管在那些談論新媒體的人中很少有人讀過《神經漫游者》,不過吉布森極具預見性的想象現在看來仍舊是適宜的、有影響力的??v觀這本書,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將中介化交往看作是一種“幻覺”,它無形、虛幻、誘人,再造了一種先驅式自由,就如同當年美國的牛仔神話一樣。

對數字傳播的決定論導向常常建立在一種對比的感覺之上,也就是說,中介化傳播與真實的面對面具身交往截然不同。決定論建立在線上與線下的并置關系之上,明確二者的不同,進而尋找明確的界限。不過,在整本書中,我們已經了解到,二元分割的觀點根本經不起推敲。人們有可能通過互聯網,在幻想的王國中建立一個與線下的真實情況完全不同的自我,但只要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幻想王國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見的。

當然,這些創造全新自我的實踐也只是偶然的,而非常態??偟膩碚f,中介化傳播并不是一個空間,而是一種人們用來連接彼此的工具。每一種工具都有意義,而這種意義要依靠他人的解讀。這些工具扎根于具身生活(embodied life)中,并對日?,F實產生影響,只有在這里,它們才能夠被充分理解。

機器的確會產生影響。引言中概述的七個關鍵概念描述了數字媒體設備的主要可供性,這些可供性一直回蕩在媒體使用的過程和結果中。數字媒體在交互性、存儲性、可復制性、移動性和可及性方面各不相同,它們之間的差異還在于是否要求人們同時進行交互,或消息之間是否存在時間差。除此之外,它們提供的社交線索也大不相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能影響人們的自我呈現、誠實、關系發展和關系維系。如果我們沒有這些傳播技術,就無法去維護移動、分散的社交網絡和職業網絡,而如今,這些網絡已經被人們視為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就像我們在理解有關新媒體的信息時需要擁有批判性工具一樣,我們在具體觀察一種媒介的特質時也需要概念性工具,來考察這些特質在過去的創新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并理解它們在新媒體中是如何共同進行修改或擴展的。此外平臺的形式、算法和商業模式塑造了它們在人際關系方面的可供性,進而影響了我們的關系。越來越多關系交往發生于商業性空間中,但商業性空間要對股東而不是對用戶負責,這樣我們在交往中產生的數據,就會以一種我們無法控制的方式成為可供買賣的資產,這是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和批判的。

人本身也會影響人際關系。我們需要理解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s),它既是技術的源泉,也是技術的后果。技術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要在社會和文化語境下被開發和利用。在歷史進程中,作為適應者或非適應者,我們在接觸媒體時,會被社會議程、社會責任感和根深蒂固的社會實踐所影響。其中社會實踐又主要是通過新技術來復制和實施的,在關系語境、性別、國籍和群體身份對中介化行為與認知的影響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把數字關系看作日常生活和社會語境中的一部分,它就不會是一種激進的關系變革的中介,無論這種變革是烏托邦式的還是反烏托邦式的。在進入互聯網之前,并沒有這樣一道門,供我們檢查自己的個人身份、社會身份、文化身份、歷史身份和世界觀,我們也不能自由地創造全新的溝通、自我、關系、群組、網絡或世界。我們更沒有被迫進入另一個膚淺的模擬世界,交換虛假的信息、疏遠真實的彼此。數字媒體既沒有拯救我們,也沒有毀掉我們,更不是在重塑我們。不過,它們正在以不勝枚舉的方式,改變著我們與他人和自己的連接方式。我們跨越遙遠的距離,與更多人保持更加長久的聯系。我們發現、分享以前從未接觸過的支持性資源(supportive resources)。我們越過以前無法想象的界限,創建新的群組和關系。在一些情況下,正是因為互聯網,我們陷入了糟糕的困境中;但另一些情況下,在互聯網中,我們又找到了新的機會。

如果你的問題是中介化傳播是否和非中介交往一樣好,或者是線上關系是否和非中介關系一樣好,那么,你還是沒有找到重點。這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可以比較的問題。關鍵在于,誰在進行、為了什么、在什么樣的語境下傳播,以及他們對此有何期待。在一些情況下,中介化溝通比面對面交流會更好,有些情況下則會更糟,有時候兩者又是可以互換的。當中介化媒體已經無法滿足某種需求時,互聯網和電話的使用不會阻止人們實現這種需求。人們完全可以離開這些機器,與彼此見面,而且,他們還可以使用這些機器來安排一次見面。

研究結果和我們大部分的個人經驗都表明,新媒體并不僅僅是一個與線下并置的網絡空間。我的希望是,如果有一天人們認為這本書過時了,是因為它還在對比討論“線上”和“線下”兩個概念。不過,將中介化傳播和具身傳播進行比較,并尋找前者對后者影響的這種趨勢,一直深深扎根于新傳播技術的歷史中,并將持續下去??v觀整個歷史,新形式的中介具有始終如一的破壞性,它們引發了長期對立的緊張或辯證關系(Baxter & Montgomery,2007)。它們讓我們能超越空間,與身體不在場的人們彼此相連,我們的身體可能處于某一環境之中,但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自我可能已經飛到了別處。將身體和思想置于二元論中,是哲學家們幾百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命題。獨立與依賴之間一直存在矛盾,我們希望擁有獨處的自由,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同樣也渴望需要和被需要。新技術的到來讓兩者之間的沖突進一步加劇,因為一方面新技術讓我們對自己有了更大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的相互交往更有持續性,還讓我們在關系中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在所有的關系中,我們都需要在自我披露和隱私保護之間找到平衡。新媒體造成了受眾的坍塌和延展,此時,人際關系中既有的那些挑戰就被進一步放大了。技術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能力,我們需要依靠機器去實現這些能力,因此,我們就必須問清楚,人和機器之間的界限在哪里。在數字時代,新媒體會引發人們的疑問:真實的人類究竟指的是什么?

用于人際交流的新媒體,讓那些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社會規范清晰可見,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改變這些規范的機會,這在數字時代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社會規范自從幾千年前首次出現時,就一直非常多樣且善變,并且只要人類仍舊存在,它就會繼續進化。我們需要對這些社會進化不斷進行整理、反思,而技術也一直會是觸發這種反思的恰當的載體。我已經強調要用社會形成論的視角來理解技術,既要認識到機器的可供性會將我們推向某個方向,也要明白人們同時也具有長期和短期的文化、情境和個人軌跡,這些都意味著人有權力影響技術的發展、使用和后果。我們選擇以何種方式理解和使用具身交往、舊媒體和新媒體,這都會塑造我們的人際關系。有關傳播媒介使用的適當性規范是在不斷發展的,只有真正地意識到媒介提供了什么、我們用媒介做出了什么選擇,以及這種選擇帶來了什么后果,我們才能介入自己及我們的同輩和家庭群體,乃至我們的文化中,影響規范發展的進程,在新媒體的發展調整中塑造新的語境并加以利用。

圍繞技術形成的話語,以及針對媒介使用和媒介影響的研究結果都告訴我們,在第一代傳播技術發明數千年后,我們仍然致力于保持人際關系和我們自身的真實性。我們開發和使用技術,為的是培養有意義的人際聯系。這一路上有歧途、有錯亂、有災難,也有欣喜。我們與什么樣的人、形成了什么樣的聯系,這些問題一直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就像每一個站在我們面前的人一樣,我們并不知道彼此的關系未來會怎樣。不過,當我看到人們如此迅速并高效地接收網絡上的數字信號,即便這些信號從不是為服務我們的連接需求而設計的,我都會樂觀地相信,我們將一直以創新為航標,在航行中彼此擁抱。


題圖為電影《她》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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