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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從國語運動角度,如何理解近代中國的轉型?

曾夢龍2020-02-12 15:18:17

“國語運動所牽動的絕不止語言文字本身:它是中國社會整體變革的一部分,也配合著這個變革,調動了各種社會資源,還在其他領域引發了一系列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縮影?!?/p>

《聲入心通》

內容簡介

國語運動在現代中國影響既深且巨,作者將其納入 20 世紀中國整體轉型的脈絡中,探討語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實際參與了這個過程,又對清末民國的社會文化產生了何種影響。這一考察,側重于國語運動和國家建構、國族認同、文化理想、地方觀念、階級意識等范疇的互動,還呈現了它和變動中的物質景觀、資訊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透過這一個案,本書力圖展示,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盡管汲引了不少外來資源,但又怎樣高度地依賴于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大傳統”。

作者簡介

王東杰,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著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國中的“異鄉”:近代四川的文化、社會與地方認同》《歷史?聲音?學問:近代中國文化的脈延與異變》等。?

書籍摘錄

導言? 語言與歷史(節選)

三、國語運動小史

從字面看,國語運動的目標就是統一語言、推行標準語(因而也常被叫作“國語統一運動”),但在時人的實際認知中,其含義要更為廣闊和復雜。根據錢玄同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的論述,國語運動“最重要”的內涵就包括了“統一國語”“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義。話音未落,他又補充道:“‘改古文為白話文’亦是一義?!笨箲鹌陂g,吳稚暉、黎錦熙等發起成立“全國國語教育協會”,提出國語教育的四大“根本方針”:“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利用國音注音符號,以補助漢字之教學”,“利用方音注音符號,以推動國民教育及邊胞教育之進行”。稍后,一位左翼文化人亦說,語言文字改革有四項目標:“文字方面”是“漢字的簡易化(漢字改良運動)和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中國拼音文字運動)”,“語言方面”是“筆頭語的口頭化(白話文運動和大眾語運動)和口頭語的共通化(國語運動和民族共通語運動)”。

這幾位的政治立場完全不同,而他們所描述的國語運動,盡管在內容上微有出入,范圍則大體相仿,認知也相對統一,我們不妨視之為廣義的“國語運動”——在此意義上,它基本就是現代語文改革的同義語;而最后一條引文中出現的“國語運動”,當然就是其狹義。本書則采用廣義的國語運動概念,涵蓋語言、文字、文體等各個層次,而以文字和語言這兩條線索為主。它們緊緊交纏在一起,貫徹國語運動的始終,很難截然分離。

一般認為,國語運動自 19 世紀 90 年代發軔,在民國時期廣泛展開,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宣告結束。這個描述大體可以接受,不過,為了便于讀者對本書各章內容在整個國語運動中所處的地位有一初步印象,此處進一步將其粗略地分為三個階段?,對每一階段的情況做個大致勾勒,也將在專論中無法展開的某些背景性話題略做交代(不用說,這里的劃分和描述仍是相當粗略的)。

無論是在廣義上還是在狹義上,清季十多年都可以看作國語運動的起步期。從 19 世紀 90 年代開始,一批中國讀書人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皆是其切音成文、識字者眾、民智開通之故。為此,他們開始研制漢語的拼音文字方案,后人將這些方案統稱為“切音字”,將此風潮叫作“切音字運動”。?20世紀初,語言文字領域的變化進一步加?。盒碌谋硎龇绞窖杆儆楷F,白話文寫作流行一時,國語統一成為重要的公共議題。最初,這些言論和行動還只限于民間,但隨著新政的開展,不少握有實權的各級官員紛紛對之表示同情。在一些封疆大吏的支持下,直隸、江寧等地都有推廣切音字的行動,語言統一更是很快進入朝廷決策層次:學部要求學堂增設官話教學,資政院、中央教育會議等也出臺了相關決議,使其成為國家“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的一部分。

切音字運動最初還只是以普及識字為嚆矢,其作為國語運動之發軔的地位是被追認的。不過,從后見之明看來,它所強調的“聲音優先”的書寫取向,已經蘊含了漢語拼音化的苗頭,而后者的確就是國語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事實上,清末十多年雖然只是語文改革的萌芽階段,但其改變的速度、程度以及其對后世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顏惠慶(1877—1950)曾說,1900年,他從美國留學歸來,驚訝地發現,盡管才出國五年,他卻必須盡快“更新”自己的漢語知識:在這段時間,“無論在文體還是內容上,國語都發生了較大變化”。這雖是一段個人回憶,卻相當敏銳地捕捉到了整個時代的脈動。

第二個階段可以從“讀音統一會”算起。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幾乎囊括了清末語文改革的各路人馬,又加進了許多新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后來成為國語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次會議集中展示了時人在國語統一問題上的幾乎全部主張,會員爭執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矛盾極為尖銳。但盡管如此,它還是在吵鬧聲中,通過票決方式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音”標準和第一套拼音字母,使得清末以來的各種議論暫時告一段落(并未完全平息)。就此而言,在整個國語運動中,它處于承前啟后的位置。

新文化運動的作用當然就更為重要。它猶如新添加的燃料一般,將各種爭論推到了鼎沸階段:白話文、拼音字、標準語,眾流競起,紛紜難平,直到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才逐漸消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爭無不以“國語”二字為樞紐,表明它已處于語文改革的核心;也正是通過此一紐帶,國語運動才具備了豐富內涵。

在這些爭論里,與本書主題關系特別密切的有兩個。一是“京國之爭”。它的核心議題是,國語應該采用什么樣的語言(語音)標準:是讀音統一會頒布的“國音”,還是“活生生”的北京話?這場論戰的規模不能與白話文之爭相比,卻還是吸引了大批參與者,一時熱鬧非常。 20 世紀 20 年代中后期,“北平音系”終于成為新的國音標準。另一個是“國語羅馬字”的制定和推行(簡稱“國羅運動”)。注音字母本是取用“古籀篆徑省之形”而成,新文化運動者所中意的卻是“世界通用的字母”也就是羅馬字母。為此, 1925 年 10 月,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六位成員組成了一個“數人會”,并于次年發表了“國語羅馬字”。它采用 26 個拉丁字母,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通過拼法變化標注聲調。后來南京政府大學院將其正式頒布,定位為“國音字母第二式”(注音字母則相應地被稱作“國音字母第一式”)。

除了輿論鼓動之外,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以下幾種現象。一是官方和新文化運動者密切合作,很快將學界討論的成果轉化為奠基性的政令: 1918 年,公布注音字母;1920年,將小學“國文”改為“國語”; 1921 年,發布《國音字典》; 1928 年,公布“國語羅馬字”; 1932 年,正式頒行“新國音”。這些條令為國語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提供了依據。二是提倡和推行國語運動的機關、組織大量涌現,其中全國性的機關、組織(包括民間和官方組織)有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1917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1919年)、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1926)、教育部注音符號推行委員會(1930年)、國語羅馬字促進會(1930)等,教育部國語講習所、中華書局注音字母講習班是培養國語干部的著名機構,至于各地組織的有關團體、機關更是難以計數。三是出版品的廣泛發行:在大量教科書、工具書和通俗讀物之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定期讀到《官話注音字母報》《國語月刊》《國語周刊》《國語旬刊》《G.R.》周刊(G.R.二字母是國語羅馬字的簡寫),而由王璞(1875—1929)、趙元任先后灌錄的兩張國語留聲片,更使得“國語”從紙面上走下來,變成可以真正耳聞的對象。四是推廣活動廣泛開展,其中以 1926 年年初召開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規模最為宏大,除了北京、上海等國內大城市外,日本、南洋各埠華人華僑也都同時響應;不過,效果更為明顯的是那些各地舉行的更日常也更普遍的活動,如國語演講比賽等。凡此種種,都使得這一時期成為國語運動的關鍵時期。

第三階段可以從 20 世紀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算起。它是第二階段自然延伸的結果,無論是時間上還是內涵上都與之多有重合,很難在其間找到一個明確轉折點。若說這一時期有什么特色的話,那就是國語運動內部的大規模爭論逐漸平息,進入一個以常規實行為主的階段,與此前的轟轟烈烈相比,不免略顯“平庸”。這 20 年中,由于政局干擾,國語運動的推行也并非一帆風順,大概可以分作三截: 30 年代前期,工作有序推進;抗戰初期,推行工作由于經費危機而一度停頓; 40 年代之后,國語運動又再次活躍。對此,可以從全國語言文字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中獲得一個直觀印象。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由原國語統一籌備會改組而成。自 1928 年 12 月成立,至 1935 年 6 月,共開年會 1 次、常委會 46 次。 1935 年 7 月,改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在此后兩年中,召開大會 1 次、常務委員會 24 次。在不到 10 年的時間里,該會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包括修訂國音、公布《國音常用字匯》、刊布《方音注音符號總表》、采定“簡體字”、鑄造注音字模、利用無線電進行國語教學、編就《中國大辭典長編》簡本等。 1937 年 7 月,國語推行委員會停發工作費,會務遂告中止。 1938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曾在陜西城固短暫地設立過一個臨時辦事處,旋將工作并入其他機構。但是,隨著抗戰的深入,進行國民總動員的需要日益迫切,國語運動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國民政府意識到,無論是“普及教育”還是“團結民族”,均“有待于國語教育之推行”。在此情勢下, 1940 年 7 月,國語推行委員會“擴大組織,調整工作”,召開第二屆大會。國語運動再次上馬,立刻開展多項業務,如設立國語師資訓練班、指定高校開辦國語專修科、舉行“國語運動周”等,將國語運動再次推向高潮。從政策發布層次來看,這些活動一般都能達到市縣一級(盡管實際效果未必理想)。

國語運動內部爭執的平定,并不意味著思想界在此問題上的意見達成了一致。相反,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戰火再次燃燒:一批左翼文化人向新文化運動以來語文改革的成果發起總進攻,文體方面有“大眾語運動”,文字和語言方面則是“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大眾語運動抱怨白話文歐化過度,難于為普通民眾所了解,已經淪為“新文言”,呼吁采用真正的大眾口中的語言來寫作。中國字拉丁化運動(或稱“中國話寫法拉丁化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新文字運動”等)受到蘇聯拉丁化政策的影響,明確提出反對國語運動,指責后者強迫各地民眾放棄方言去學“北平話”,也強迫少數民族去學漢語,表明國語運動乃是為“官僚”階級服務的;相反,他們推崇的是“普通話”(詳見第七章、第十章)。在文字方面,中國字拉丁化運動以廢除漢字為最終目標,并提供了一套新的拼寫方式,不但不標聲調,而且主張按照方言區制定方言拼寫方案。這些方案在國統區的左翼青年中甚為流行,在延安等地更是得到大力支持。

國民黨方面,除了抗戰初期有條件地允許拉丁化作為“純學術”的“研究”對象和“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存在外,多次禁止中國字拉丁化運動的推廣。作為對治之策,國民黨加強“推行國語國文之教育”,包括注音識字、國語羅馬字等,作為“撲滅”拉丁化的手段。

盡管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和國語運動的具體主張,多數只存在一些技術性差異,有些區別甚至微不足道,但出于政治立場,雙方的競爭一度非常激烈。至于其結果則不無反諷意味:競爭也包括了斗爭,反對之中包含了利用。通過這種辯證關系,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和國語運動互相烘托,榮損與俱: 20 世紀 40 年代國語運動的復興,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字拉丁化運動的刺激有關;而在 50 年代中期,隨著國語運動的終結,中國字拉丁化運動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國語運動的結束,并不等于語言文字改革的完結,相反,無論就目標、內涵還是具體主張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語文改革,和民國時期的對應行動具有明顯的相似性: 1956 年 5 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1958 年 2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漢語拼音方案》; 1960 年 4 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普通話代替國語、漢語拼音取代注音字母,具體的變化主要還是技術層面的,相對說來,政治宣示的意味要更加重要。不過,這已超出本書的范圍。一個新時代降臨了,應該有一本新著作來描述它。

通過上面這樣一個粗略的勾勒,現在我們可以試著來回答一個問題了。陳平教授曾指出,即使在歐洲各國,“語言的民族屬性標記功能”也是不同的。德國、法國更為明顯,英國和愛爾蘭則較為弱化。他同時強調,語言在中國民族主義建設過程中并未被奉為“中華民族的認同標記”,因此,“語言的民族性及民族身份認同功能”沒有產生什么影響,中國人“基本上是從單純工具論的角度看待語言文字問題,較少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化的成分”。這樣一來,問題也就出來了:我為什么還要將國語運動放在“語言民族主義”的范疇下思考呢?

我的看法是,強弱多少都是比較性的概念,即使是在“語言的民族屬性標記功能”相對較弱的地區,也不等于它就完全失去了這一功能。事實上,語言在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頗具特色,重要的是將此特色呈現出來。易言之,在中國,語言的“民族屬性標記功能”及“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化的成分”不是不存在,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體現出來(參看本書第八章)。的確,對中國人來說,語言的“工具論”意義相對更為突出,但早在這件“工具”的制作過程中,政治成分就已經悄悄滲入,至于其使用過程,就更不要說了。因此,如果把“語言民族主義”看作復數概念,中國國語運動仍是其中的一支,其基調并沒有太大改變——其特色當然也不容低估(這正是本書的主要議題之一)。另外,從“現代化”角度來看,我們更容易看到語文改革和政治、社會、文化整體變動之間的緊密扣合——在這里,語言既是工具,又是內容,還是動力??傊?,國語運動所牽動的絕不止語言文字本身:它是中國社會整體變革的一部分,也配合著這個變革,調動了各種社會資源,還在其他領域引發了一系列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縮影。對它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們對 20 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生活中各種復雜變量的理解。


題圖為電影《平原上的夏洛克》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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