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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我們天真地認作過去那些東西,很可能是相當晚近的發明

曾夢龍2020-03-09 16:50:19

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極為有益的方式來看待過去——我們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過去?這一點值得存疑。如果我們接受書中的觀點,就會發現,我們天真地認作過去的那些東西,很有可能是相當晚近的發明?!说?斯坦斯基(斯坦福大學榮譽教授)

《傳統的發明》

內容簡介

許多我們認為由來已久的傳統,實際上都是相當晚近的發明。本書探索分析了這一發明過程的諸多案例,包括蘇格蘭和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形成、 19 和 20 世紀英國皇家儀式的演進、殖民時期印度和非洲參與帝國儀式的起源,以及歐洲大陸試圖發展人民自己的反傳統的努力。本書涉及的內容廣泛,深入研究儀式和符號,展現了過去與現在的復雜互動。

編者簡介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享譽國際的近代史大師,“巴爾贊獎”得主,不列顛學院成員、皇家文學學會成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榮譽成員,曾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主要著作有“年代四部曲”、《民族與民族主義》等。

特倫斯?蘭杰(Terence Ranger,1929—2015),英國著名非洲史學家,不列顛學院成員,曾任教于牛津大學,主要研究方向為津巴布韋史。

譯者簡介

顧杭,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研究方向為法國近現代史。

龐冠群,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研究方向為法國史。

書籍摘錄

導論 發明傳統(節選)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英國君主制在公共儀式中展現出的盛大華麗,使人以為它是具有悠遠歷史的最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正如本書第四章所證實的,現代英國君主制事實上是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的產物。那些表面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的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而且有時是被發明出來的。熟悉古老的英國大學里學院情況的人將會記起此類“傳統”是如何在小范圍內確立的,盡管某些傳統,如圣誕夜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附屬教堂中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經》選讀和圣誕頌歌節(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過廣播這一現代大眾媒體已變得家喻戶曉。這一認識構成了由歷史雜志《過去與現在》組織的一個討論會的出發點,并由此奠定了本書的基礎。

“被發明的傳統”這一說法,是在一種寬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確實被發明、建構和正式確立的“傳統”,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暫的、可確定年代的時期中(可能只有幾年)以一種難以辨認的方式出現和迅速確立的“傳統”。英國國王的圣誕廣播講話(確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種傳統的范例;與英國足總杯決賽相關聯的實踐活動的出現和發展則是后一種傳統的代表。

很明顯,這些傳統將不會同樣長久,但是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它們的出現和確立情況,而不是它們生存的可能性?!氨话l明的傳統”意味著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征特性,試圖通過重復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范,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

事實上,只要有可能,它們通常就試圖與某一適當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建立連續性。一個突出的例子是, 19 世紀重建英國議會大廈時,有意識地選擇哥特式建筑風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重建議會會議廳時,同樣有意識地決定采取與過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圖。新傳統插入其中的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并不需要是久遠的、于時間迷霧之中遙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謂與過去決裂的革命和“進步運動”,也有和自身相關的過去,盡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斷,例如 1789 年。然而,就與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存在聯系而言,“被發明的”傳統之獨特性在于,它們與過去的這種連續性大多是人為的(factitious)。

總之,它們采取參照舊形勢的方式來回應新形勢,或是通過近乎強制性的重復來建立它們自己的過去?,F代世界持續不斷的變化、革新,與將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構建成為不變的、恒定的這一企圖形成了對比,正是這種對比,使得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學家們對“傳統的發明”如此著迷。

此種意義上的“傳統”必須與支配所謂“傳統”社會的“習俗”清楚地區分開來?!皞鹘y”,包括被發明的傳統,其目標和特征在于不變性。與這些傳統相關的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被發明的,都會帶來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動,譬如重復性的行為。傳統社會的“習俗”則具有雙重功能,即發動機和慣性輪。

雖然它并不妨礙一定程度上的革新與變化,但顯而易見的是,必須與先例相適應甚至一致的要求,給其帶來了眾多限制。它所做的是,為所期望的變化(或是對變革的抵制)提供一種來自歷史上已表現出來的慣例、社會連續性和自然法的認可。研究農民運動的學者明白,一個村莊“據亙古以來之習俗”對公地或是權利的要求,表達的往往并非是某種歷史事實,而是村莊在反對領主或其他村莊的不斷斗爭中形成的力量平衡。

研究英國工人運動的學者也明白,“同業慣例”或是職業慣例體現的并非是舊的傳統,而是那些工人在實踐中確立的權利;雖然這種權利產生的時間不長,但是現在他們試圖通過賦予其永久性來擴大或捍衛這一權利?!傲曀住辈⒉皇怯篮悴蛔兊?,因為即使在“傳統”社會,生活也并非永恒不變。習慣法仍然體現出將事實上的靈活性與謹遵先例相結合。我們所謂的“傳統”與“習俗”的差異在此顯現無遺?!傲曀住笔欠ü僮鍪裁?,“傳統”(這里指的是被發明的傳統)則是與他們的實際行動相關聯的假發、長袍和其他禮儀用品與儀式化行為?!傲曀住钡乃ノ⒉豢杀苊獾馗淖兞送ǔEc其緊密關聯的“傳統”。

第二點必要的區分(重要性稍遜一些)是區別我們所謂的“傳統”與慣例或常規,盡管偶有例外,但慣例或常規并不具備顯著的儀式或是象征功能。很明顯,任何需要反復實施的社會實踐活動,為圖便利和效率,都往往會形成一套這樣的慣例和常規,它們將在事實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將這一實踐活動傳授給新的實踐者。這既涉及長期以來已為人熟知的實踐活動,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動(如飛機駕駛員的工作)。

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為頻繁地發明、建立或發展有關此種慣例或常規的新網絡。當變為習慣、自動程序甚至下意識反應時,它們運行得最好,為此它們需要恒定性,而這可能妨礙獲得另一種必要的實踐,即處理不可預測或不尋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這是常規化或官僚機構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個廣為人知的弱點,特別是在低級層面,在那里,恒定不變的行為通常被認為是最有效的。

這些慣例和常規的網絡并不是“被發明的傳統”,因為它們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都是技術性的,而非意識形態性的(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它們屬于“基礎”,而不是“上層建筑”)。這些網絡的存在是為了促進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實踐活動,它們會被迅速調整或放棄,以滿足變化著的實踐需要,當然這樣做往往要考慮到任何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出現的慣性,以及已與之緊密相連的人們對任何革新都具有的情感上的抵制。

這些網絡存在于其中的、已獲認可的游戲“規則”,其他社會互動形式,或其他任何實際基礎規范亦是如此。當它們與“傳統”相結合而存在時,差異就易于辨認了。騎馬時戴圓頂禮帽有實際意義,就像騎摩托車的人戴防撞頭盔或士兵戴鋼盔一樣;但戴一頂特別款式的圓頂禮帽,配以紅獵裝,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若并非如此,那么改變獵狐者的“傳統”服裝,將和在軍隊(相當保守的機構)中改用不同形狀的頭盔一樣容易,只要后者能被證明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保護的話。

事實上,可以認為“傳統”和實踐中的慣例或常規是反向相關的。正如自由派猶太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通過宣稱古代希伯來人出于衛生原因而禁食豬肉,飲食禁律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此時,“傳統”就顯示出了其不足的地方。相反,當不再受實際用途束縛時,物體或實踐就具備了充分的象征和儀式用途。對于“傳統”來說,當沒有馬的時候,騎兵軍官軍禮服上的踢馬刺才顯得更為重要;當不是被收攏攜帶(收攏攜帶即表示沒用)時,身著便裝的近衛團軍官們的雨傘也就失去了它們的意義;律師的假發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發后,才獲得了它們的現代含義。

我們認為,發明傳統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其特點是與過去相關聯,即使只是通過不斷重復。創造這些儀式和象征體系的確切過程尚未被歷史學家很好地加以研究。其中很多情況還模糊不清。當“傳統”是由一位創始人有意發明和建構時,如巴登—鮑威爾(Baden-Powell)創立的童子軍,那么它可能是最清楚的范例。而在那些官方組織和安排的儀式中,它可能比較容易被追溯,例如納粹符號的建構和紐倫堡納粹集會,因為它們可能有完整的檔案記錄。

最難考察的可能是如下的傳統: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發明的,且又在一定程度上與私人團體相關聯(這就意味著整個過程被官方記錄下來的可能性較?。?,或者在一段時期里是非正式的,如在議會和律師工作中所說的話。其困難不僅體現在材料上,而且還體現在技術上,盡管現在既有長于象征和儀式研究的深奧學問,如紋章學和禮拜儀式研究,又有專門研究這些問題的瓦爾堡歷史學派。但不幸的是,對于研究工業化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它們通常都是陌生的。

在歷史學家所關注的任何時代和地域中,都可能看到這種意義上的傳統的“發明”。然而,我們認為,在以下情況中,傳統的發明會出現得更為頻繁:當社會的迅速轉型削弱甚或摧毀了那些與“舊”傳統相適宜的社會模式,并產生了舊傳統已不再能適應的新社模式時;當這些舊傳統和它們的機構載體與傳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時;總之,當需求方或供應方發生了相當大且迅速的變化時。

在過去兩百年里,這些變化尤為明顯,因此,有理由認為,那些新傳統的轉瞬即逝的儀式化活動在這個時期里得到了集中表現。順便提一下,和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及晚近的“現代化”理論不同,這意味著儀式化活動并非僅限于所謂的“傳統”社會之中,而是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在現代社會中也有它們的地位。

廣義上說確實如此,不過還應注意形成進一步的假設:首先,共同體和權力結構的舊有形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傳統變得不合適,并進而迅速變得行不通;其次,無法運用或調整舊傳統的狀況導致了“新”傳統的產生。

對于舊用途的調整是發生于新的環境中的,并且是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舊的模式。具有確定的功能,并與歷史、儀式風格及實踐相關聯的舊機構可能需要這樣調整:面對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挑戰的天主教會,主要變化發生在信仰的組成上(例如世俗虔誠和教士成員明顯女性化);面對征兵制的職業軍隊;像法庭這樣的舊機構如今在一個變化了的環境中運作,有時在新環境中它們的功能也有變化。所以一些機構雖然享有名義上的連續性,但是事實上已變得非常不同了,例如大學。

因此巴恩森根據大學變化了的學術特點、學生人數增長的時代、緩解了城鎮與大學師生緊張關系和學生鬧事行為的大學資產階級化、大學之間自由流動的新制度、學生社團和其他組織的不斷變化,分析了 1848 年以后德國大學中大批學生(由于沖突或是示威活動)突然離開學校這一傳統行為迅速衰落的原因。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新穎之處就在于,新穎的能夠輕而易舉地將自己裝飾成為古老的。

在我們看來,更有意思的是,為了相當新近的目的而使用舊材料來建構一種新形式的被發明的傳統。這樣的材料在任何社會的歷史中都有大量積累,而且有關象征實踐和交流的一套復雜語言常常是現成可用的。有時新傳統可能被輕而易舉地移植到舊傳統之上,有時它們則可能被這樣發明出來,即通過從儲存了大量的官方儀式、象征符號和道德訓誡的“倉庫”中借取資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儀式、民俗和共濟會(它本身也是一種更早被發明出來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傳統)。

因此魯道夫?布勞恩對伴隨著 19 世紀現代聯邦制國家形成的瑞士民族主義的發展做了精辟分析,布勞恩曾受過關注此類研究的學科(民俗學)的良好訓練,并且身處一個其現代化進程并未因與納粹罪行相關而受挫折的國度中。已有的傳統習俗活動,如民歌、體育競賽和射擊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調整、儀式化和制度化。

傳統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風格寫成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學校老師寫的),并被加到關于愛國進步的合唱曲目之中(“祖國,祖國,多么響亮的聲音”),而其中也包含了來自宗教贊美詩的強烈儀式成分。(這種專門用于學校的新曲目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聯邦歌曲節的章程——這不是使我們回想起了威爾士詩歌大會(eisteddfodau)嗎?——宣稱它的目的是,“發展和改進人們的歌唱水平,喚起對上帝、自由、祖國的更崇高的情感,促進藝術和祖國的朋友間的聯合與友誼”。(“改進”一詞體現了19世紀進步思想的特點。)

一種強有力的儀式體系圍繞著這些情況形成:節慶活動的帳篷、用來展示旗幟的建筑、擺放禮物的場所、游行隊伍、鳴鐘、舞臺造型、鳴放禮炮、出席節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講。為此舊材料再一次被改造:巴羅克形式的慶祝、展覽和盛大儀式疑又在這一新的節日框架中重現。正如巴羅克慶祝中國家和教會在更高層面的融合一樣,在這些新形式的合唱、射擊與體操活動中也出現了宗教和愛國成分的結合。

在這里不可能探討新傳統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舊材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們將不得不發明新的語言或工具,或是擴展舊的象征詞匯以突破原有的限制。不過顯而易見,眾多政治機構、思想運動和團體(并不只是民族主義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連歷史連續性也需要被發明,例如,或是通過半虛構(如包迪西亞、維爾琴蓋托里克斯、徹路西人的阿米尼烏斯),或是通過偽造(如奧西恩、捷克中世紀手稿),來創造一種超越實際歷史連續性的古老過去。

同樣明顯的是:所有新象征與發明都是作為民族運動和國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國歌(其中 1740 年的英國國歌似乎是最早的)、國旗(仍有很多是依照 1790 年至 1794 年間形成的法國革命三色旗而演化形成的),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如官方的瑪利亞娜(Marianne)和日耳尼亞(Germania),或非官方的約翰牛、精瘦的美國佬山姆大叔和“日耳曼人米歇爾”之類的卡通定式。

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連續性中的斷裂,它有時甚至清楚地體現于真正古老的傳統主題中。如果我們接受勞埃德的觀點,那么在 17 世紀英國民間圣誕頌歌就不再有創新,而是被瓦茨—衛斯理式(Watts-Wesley)的贊美詩集中的頌歌所取代,不過在許多類似于“始初循道宗(Primitive Methodism)”這樣的鄉村宗教中,還能看到對這些頌歌的通俗化修改。

然而頌歌是最早被中產階級采集者復活的民間歌曲,它們進入“新的教會、團體和成年婦女業余學校這樣的環境中”,由此又通過“懷著古老的獲取報酬愿望的街角歌手,或是聲音嘶啞的男孩的挨家挨戶的歌唱”傳播到新的城市大眾生活之中。在此意義上,“上帝賜你們常樂,諸位先生”這句話非但不舊,而且還有了新的意義。此種斷裂甚至在這樣的運動中也能看到:這些運動有意稱自己是“傳統主義者的”,并且對那些通常被看作歷史連續性和傳統之棲身處的團體,如農民,具有吸引力。

事實上,維護或是恢復傳統的運動的出現,無論其是“傳統主義者的”或是別的什么,都已顯示了這種斷裂。在浪漫主義以來的知識分子中很常見的這種運動,從來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種活的過去(除非是給古代生活的偏遠角落建立人類的自然保護區),而是必須成為“被發明的傳統”。另一方面,真正傳統的力量和適應性并不因為“傳統的發明”而變得迷惑不清。在舊方式依舊起作用的地方,傳統既不需要被恢復,也不需要被發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傳統被發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舊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為它們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調整。因此,由于有意識地使自己反對傳統、支持徹底改革,強調社會變革的 19 世紀自由意識形態就未能提供以往社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社會和權威紐帶,而是產生了需要由發明實踐填補的空隙。

19 世紀蘭開夏郡的托利黨工廠主(與自由黨工廠主截然不同)運用這些舊紐帶而成功獲利,表明它們仍能被使用,即使是在工業城鎮的新環境中也是如此。雖然前工業的方式對于已相當革命化的社會具有長遠的不適應性這一點不能被否認,但是不能與那些由于人們短期內拒絕舊方式而產生的問題相混淆,這些人把舊方式看成是進步的阻礙,或更糟糕,是進步的頑固敵人。

這并不妨礙革新者形成他們自己的被發明的傳統,共濟會的實踐就是一個合適的例子。不過,對于非理性主義、迷信和使人回想起黑暗過去(如果不是確實起源于它的話)的習俗活動的普遍敵視,使得那些啟蒙運動真理的狂熱信徒,如自由黨、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會接受任何舊的或新的傳統。我們下面將會看到,社會主義者發現自己在并不很清楚的情況下就接受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國家社會主義者則以禮拜儀式的復雜性、熱情和有意識地使用象征物來利用這些場合。

在意識形態和經濟效率不發生沖突的范圍內,英國自由黨統治時期盡可能地容忍這些實踐,有時是對下層民眾非理性思想的一種勉強讓步。它對待互助會的社會、儀式活動的態度是既有敵視(像“為周年紀念、游行、樂隊和徽章而花錢”這樣的“不必要的支出”,是法令所禁止的),也有容忍,它容忍那些類似于一年一度之節日的活動,因為“這種有吸引力的活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尤其對于廣大農村人口而言”。但是,嚴格的個人主義的理性主義在當時占統治地位,它不僅是一種經濟盤算,而且還是一種社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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